但明治宪法规定这种权力行使时，本宪法及他法律载有特例者，各依该条例，表明的是天皇的权力可以受到某些法律的一定程度的限制。

最后，大调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尚待评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为调解划定一个合理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哪些纠纷具有可调解性。

但是，在《人民调解法》实施的一年半时间里，社会各界对其抱有的热情开始急剧衰减，一个典型的例证便是人民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到法院请求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案件寥寥无几，为数不少的法院甚至一起这样的案件都未曾受理过，各种调解方式间的碎片化倾向，并没有因为立法规定的衔接形式而走到一起。这也表明，社会对《人民调解法》的关注度并未如立法者期待的那样高，官方对大调解制度的评价有失真的可能。[2]参见赵静波：《大调解机制下长春市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实践与制度创新调研报告》，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在2002 －2004年一系列支持法院调解的法律文件出台之后，2003 － 2010年间，调解结案数量和比率逐年增长，2003年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数量为1322220件，占全部结案数的比例是29。以我国实践为例，转型期中国社会纠纷的类型化也为调解制度的适用划定了大致的边界，例如，纠纷可以分为公益案件与私益案件，公益案件涉及公法、公共政策和社会整体利益，其解决结果会影响到纠纷主体以外的个人和组织。

（2）纯粹的法律争议不宜通过调解解决，以诉讼解决为妥当，因调解处理缺少公开的问责性，只是个案的处理，对其他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差，类似的情形还包括纠纷中所包含的价值或基本原则不能妥协的情况。梳理后便会发现，中国调解兴起、审判衰落的拐点发生在2002年9月，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为标志。因此，市民社会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在今天，对它的概念的讨论也没有统一意见。

法律实证主义的问题在于通过对法律的经验性研究而注重法律的形式要素，并把政治领域与法律领域看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即使它们关注国家政治合法性问题，也把这个问题作为其分析的前提不加反思，法律建立在所谓的政治的习惯性服从（奥斯丁）、社会秩序的承认（凯尔森）、法律（政治）官员的态度（哈特）以及合法性权威的确立（拉兹）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们对国家与社会性质的理解在今天看来是应当反思的。{14}（P15-16） 也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说及其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兴起，导致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义或自然法的衰亡。市民社会是一个依法治理的社会，它以法律的平等原则为基础。

{20}（P226）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之间不存在一个更高的主权者，因此，所谓国际法只能是一种实证的道德。毫不奇怪，主权总被认为是国家的一种属性，而对国家则有众多的、相互尖锐冲突的解释。

在社会学发展之初，经由孔德、涂尔干等人的努力日益形成了对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正如涂尔干对社会事实所进行的说明： 这类事实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这样，他们就构成为一个新种，只能用社会的一词来修饰它，即可名之为社会事实。就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性质而言，正如传统的社会理论所说明的，现代社会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理性化的以及由特定的暴力系统组成的一个特定结构。{24}（P1-6）而从社会学视角来对传统的实证法概念在方法上的反思对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法律概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这已经成为我们法律体系的核心—而且以这种形式传遍了世界。

可以说，现代国家与主权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而社会契约理论与主权理论又是相互关联的，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的权利理论同样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实质上就是通过对国家的历史性建构把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一套模式运用到国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但是我们看到，实证主义在方法上的经验主义与客观主义对于分析全球化所带来的现代国家转型同样是可能的，实证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将因为法律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7}（P19）因此，当他在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出评价时指出：这种契约的意义是如此地关乎政治，以至于卢梭所使用的传统名称—社会契约—多少有些误导，‘政治契约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术语。[1]那么，这种对权利的尊重与古典自然法的发展又是如何衔接与转换的呢？ 就古典自然法而言，自然（physis）与习俗（norms）是相对而言的。

遵循哈特的分析，如果我们把世界政府引入到国际领域中来，或者把民主理论引入到关于全球化的政治维度的规范理论中来，我们将会看到经由全球化引起的政治革新将会改变传统上实证法就是以国家法为中心的观念。{12}（P17） 从历史上看，从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到近代自然法思想的过渡使自然法理论与以主体理性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理论达到了高度的有机结合，这表现为在近代法哲学领域中兴起的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转变。

在奥斯丁看来，它构成了法律的命令理论，而在哈特看来，官员的行为构成了对承认规则的确认的最终保障。关键词: 国家中心主义。

就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早期社会学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法律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的不同方面，在这种关注中，它必然要注意到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以及法律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这种国家中心主要围绕的是国家官员的行为。{11}（P584） Mary Kaldor认为，不论这一概念如何变化，它都体现了一种建立在个人同意基础上而依赖于规则治理的社会的观念。{6}（P78 -79） 但是，法律社会学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缜密的知识领域，当然也不应当这么做。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源在古希腊已初露端倪。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个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自由和约束以及权力和责任之上的身份地位。

就这种二元模式而言，在国内领域，国家中心主义强调的是人只有通过建立社会契约，人类社会生活才能是善的。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的概念被重新建构，全球政治观念对传统的国内和国际、领土和非领土、内和外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6}（P69） 可以说，国家中心主义既是国家在人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而形成的一种理论自觉，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深刻批判。不同的实证主义学者的不同作法反映出不同的复杂情况。

在这些可能显见的领域中我们可以以此为凭反思法理学研究中的世界主义或其它传统，这种传统与民族国家传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指向。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中。

[2] 事实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非局限于涂尔干代表的实证主义的与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例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就试图对个体的社会行动作出合理的解释。也许，国际法目前正处于一个走向接受此种或他种形式的过渡阶段。在现代国家社会中，国家虽然应当尊重社会的自主性，但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黑格尔部分继承了洛克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观点看： 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并不是自足的领域。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包括统治者都服从法律。

在这一问题上，从自然状态过度到政治社会的状态成为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正如迈克尔·莱斯诺夫教授对社会契约论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所作的精辟阐述：社会契约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契约被用来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并／或用来对政治权威施加限制。{8}（P50）就这种理论意义上的国家中心主义而言，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它认为只有国家才是正式合法的政治行为体，而在宽泛的意义上讲，正是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法理学也把国家法当作分析的核心。

他认为，在现代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并没有区分，市民社会是经由社会契约而形成的某种具有国家特征的形式。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

  二、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 （一）自然法与国家中心主义 拉德布鲁赫指出，自然法标志本身就包含了本质不同的现象： 古典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和近代自然法分别围绕自然和规范、神定法和人定法、法律强制与个体理性这三对矛盾体展开。国家与社会在这种视角下是一种边界同构的关系。

而世俗理性来源于古罗马法学家对法律实践的发掘。第一种形态的疑惑深深植根于基本上是以威胁性作后盾的命令的法律概念之中，它把国际法规则的特点与国内法规则的特点相对比。然而，全球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国家中心主义对解释法律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回首现代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发现，在国家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国家主权进行批判的理论形态： 近三个世纪以来，尽管有不断的发挥和精练，但主权理论仍然是充满争议的领域。

绵羊的最终结局可能是屠宰场。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中，他把城邦视为最高的善，作为一个人而言，首先是城邦的人： 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并且先于个人，其证据就在于，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

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中，这些研究一方面把现代国家的国家法作为正式的法律制度加以承认或作为一种反思对象，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又区别于法律实证主义关于国家法是法律的核心观念。如果这一点得到普遍的承认，那么，此种条约实际上就是一种立法性的法规，国际法因而就将具有其规则效力的明确标准。

{16}（P30）不难理解，社会契约理论对近代民族国家从专制主义到自由民主的政治结构的转变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经由自然权利理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以权利为核心的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之上，它成为指导欧美资本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也进一步形成了现代国家的法治模式。{2}（P16）这意味着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横跨了不同学科的潜在意识，在这种视角下，政治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进一步影响了对各种社会关系边界的界定。